Dancing on the Rim

從一位父親與胸悶的對話出發

邊上

這是一篇實務反思，而非技術示範。文中對話經去識別化處理，並經當事人閱讀與同意後分享。我試著從一段與「胸悶」的對話出發，思考身體如何成為敘事外化的入口。

引言：身體讓我靠近

那天下午，一位父親坐在我面前。

他已經告訴我很多。孩子無法適應學校、為了轉學而四處奔走、安排住宿和生活的種種準備。他的語言裡有焦慮、有無奈、有疲累。他說，如果開學之後孩子還是無法正常上學，他「受不了」，他「很難面對」。平時高談闊論的風采暗了下來，語氣裡瀰漫著某些尚未明朗的情感。

口說的語言聽見了，身體的氣息也讀到了。

如常地同理他的敘說之後，我放慢對話的推進節奏，對他發出一個不同以往互動方式的邀請：「你願不願意試試看一個練習？體會一下那個『受不了』的感覺，在身體裡是什麼樣子？」

隨著引導語，他閉上眼睛，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了兩個字：胸悶。

那一刻，對話的質地變了。我們不再只是在「談論」他的困境，而是開始「觸碰」他的困境，從身體的內部。

這篇文章想記錄的，是那天接下來發生的事：一位父親如何從「受不了」的淹沒感，走到可以遠遠地看著自己的胸悶，並對它說：「你怎麼那麼倒楣呀？」我也想藉由這段對話，思考身體如何成為敘事外化的入口。

一、實踐者的困惑：當身體在敘事對話中閃現

我在敘事治療的世界裡工作了很多年。Michael White 與 David Epston（1990）為心理治療帶來的認識論革命，深深吸引了我。「問題是問題，人不是問題」這句話，讓許多被問題飽和故事壓迫的人，有機會重新和問題拉開距離，重新感覺自己不是問題本身。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基礎上，敘事治療主張現實透過語言被建構，而治療的核心是在對話中開啟替代性的故事空間。

外化、解構、重寫的對話地圖（White, 2007），成為追隨者不斷試驗琢磨的語言藝術，我也在行列之間。

但在實踐中，我不斷遇到一種斷裂。

有些對話者告訴我他很焦慮、挫折，這些透過言詞說出的、被精鍊過的描述，成為一種可被辨識的情緒類別。有些對話者在說出某段經歷時突然停頓，不是因為找不到詞，而是身體先有了反應，例如：喉嚨緊縮、眼眶發熱、手不自覺地握緊。有些對話者說著長長的生命事件，彷彿報讀一場他人的電影。

這些時刻，情感的身體能量在流動，有時隱形，有時出其不意現身，有時被刻意淡化。它們不一定按著敘事對話地圖出現，也常常在對話裡消逝。

作為敘事對話實踐者，我的專業訓練讓我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來訪者的語言和故事上。身體的反應有時被我當作「背景」；有時可推進，有時帶來停滯。那些停滯促使我回頭探索：有什麼是被我遺漏的？身體和故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個提問把我帶進了一段不算短的探索。創傷議題與當代腦神經科學所延伸的身體工作、澄心聚焦、正念，逐步進入我的對話資料庫。後來，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Merleau-Ponty, 1945）讓我相信身體先於語言就已經在「知道」；Wetherell（2012）的「情感實踐」（affective practice）讓我意識到，情感不是純然個人的內在事件，它在社會關係與文化規範中被模式化。

這位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用語言說的是孩子的故事，有關轉學、適應、開學的擔憂。但他的身體說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有關那個「胸悶」，屬於他，不屬於孩子。語言把他帶向孩子的困境，身體把他帶回自己的承受。

二、落地：讓身體有地方待

回到那天下午的諮商室。

當這位父親同意嘗試體會「受不了」的身體感覺時，我沒有立刻開始探問。我先做身體取向工作中很基本的事：接地（grounding）。

我請他調整坐姿，讓臀部安穩地放在沙發上，背部找到一個好的支撐。我問他想閉上眼睛還是張開眼睛，把選擇權交給他。接著，我請他從頭頂開始，慢慢做身體掃描，然後描述：「受不了」的時候，身體會有哪些感受浮現？

他說：「胸悶，沉重感。」

我請他留意，除了胸悶之外，身體還有哪些部位有反應。他直接回答：「就是胸悶，然後呼吸會沉下去，想要嘆氣。」

這時候，我注意到他的呼吸變深了。不是嘆氣，而是一種自發的深呼吸。我反映：「我注意到你正在做些什麼？」他說：「想要深呼吸。」

這一刻，我心裡有一個評估在進行。來訪者自發地出現了深呼吸，這是一個身體自己找到的資源。在進入更深層的身體探索之前，我需要確認他是否有自我調節的能力。如果他的身體已經在自發地調節，我該做的是確認和強化這個資源，而不是急著帶他進入更深的探索。

於是我問：「深呼吸對你有幫助嗎？跟嘆氣有什麼不一樣？」

他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

「深呼吸好像會讓胸口比較順，有氧氣可以進來。嘆氣好像是憋著氣，只有吐氣沒有吸氣，會讓身體更不舒服。」

這個區分是他自己的身體告訴他的。嘆氣只有吐出去，沒有新的進來；深呼吸讓新的空氣進來，胸口就比較順。梅洛龐蒂說身體有自己的「我能」（je peux），身體不只是被動地承受，它有自己的智慧與行動能力。這位父親的身體，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況下，已經找到了一條路。

我邀請他一起練習幾次深呼吸。從鼻子吸氣，數一、二、三，暫停，再用嘴巴慢慢吐氣，五、六、七、八、九。反覆練習幾次之後，我請他檢核身體的感覺。

他說：「胸悶從 9 分降到大約 3 或 4 分，胸口的悶有變緩和了些。」

確認了深呼吸是一個可以幫助他自我調節的方式之後，我才準備邀請他走下一步：靠近那個胸悶。

三、外化的新疆域：當胸悶成為「它」

在傳統的敘事外化中，我們可能會問：「你會如何形容這個焦慮？」「焦慮什麼時候容易出現？」繼而探討人和焦慮的相對影響，尋找獨特結果作為支線故事的入口。

我將所實踐的稱之為「具身外化」（embodiment externalizing），它的起點不同。不單是用語言為情緒命名，側重在邀請當事人讓情緒在身體裡顯影、找到可描繪的身體感知：一份重量、一塊鬱結、一個形狀，再以這個身體意象為對象進入外化對話。

在這次對話裡，胸悶，讓它在身體裡被感覺、被看見。只有當胸悶不再只是淹沒他的感覺，而成為一個可以被觀看的「它」，對話才開始有了新的空間。

我試著詢問他：「願不願意有個機會，我們慢慢地來體會、靠近、理解胸悶的感覺？」

他願意試試。

我請他用「關注但不評判」的態度觀看自己胸口的悶，體會那個悶的感覺。如果有任何身體上的變化，都可以表達出來。

他說：「我想要拿掉。不想靠近，想要拿掉。那個胸悶好像有十公斤的話，我想拿掉剩下三公斤，希望它們可以走開。」

「想要拿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在敘事的眼光中，它不是抗拒，它是因應。這位父親長年面對孩子的困難，發展出來的應對方式就是出門走走、睡一覺、轉移注意力。「想要拿掉」這個念頭，是一個疲憊的承擔者最真實的反應。

我複述他的想法，反映這是一個很自然浮現的念頭。然後溫和地邀請：「我們容許這個想法存在，但讓它暫時停在想法。我們繼續把注意力放在胸悶上。」

他繼續觀看。

「我看到胸口有一個鬱結。還是希望它能走開。」

我沒有挑戰他「想要它走開」的念頭，而是肯定了他：過去面對情緒時，想要轉移注意力、想要逃開，這些方式是有功能的，它們支撐他面對了生活中許多的挑戰。而剛才，他也嘗試了深呼吸，用更主動的方式調節自己。

然後，我提出了一個不同的邀請：

「深呼吸可以幫助你安穩身體，但那個鬱悶跟鬱結還在那裡。可不可以我們遠遠地看著它。你會想對它說點什麼嗎？」

四、與胸悶對話：「你怎麼那麼倒楣呀」

接下來發生的事，是這次諮商中最讓我動容的時刻。

當我邀請他「遠遠地看著胸悶，對它說點什麼」的時候，他的臉部表情有了變化。他專注地沉浸在某種內在的注視中。然後，他開口了：

「你怎麼那麼倒楣呀？好像糟糕的事情都被你碰上了。」

停頓。

「我可沒有你那麼倒楣呢！」

這短短兩句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空間。我一時之間還沒有完全意會過來，只是跟著深呼吸，端詳他神情的流動。

讓我試著說說這個時刻發生了什麼。

空間打開，關係移動。胸悶不再只是「我」的一部分，而是「你」，是一個可以被說話、被看見的對象。在傳統外化中，這個分離主要發生在語言層次；但此刻，它也發生在身體裡。胸悶從「佔據我整個人」的淹沒感，變成了「那邊的一個他者」，可以被遠遠地看著。他從「被胸悶困住的人」，移動到「一位父親與他的感受之間的關係」。

看見苦痛，浮現同情。他對胸悶說「你怎麼那麼倒楣」，看似抱怨，實是心疼。他像是第一次對自己的受苦說：我知道你不容易。一位長年壓抑自己情緒的父親，第一次對自己的身體痛苦表達了同情。

幽默出現，能量流動。「我可沒有你那麼倒楣呢！」看似戲謔，卻是這位父親自然浮現的生命態度。它意味著：你很沉重，可是我沒有被你吞沒、壓倒，我還能笑，我比我以為的更有餘裕。在難以承受的時刻，幽默是一種力量的展現。我見證這位父親的靈活、多變和機智，一如既往。

接著我問：「當你這樣看著胸悶，可以對它說說話時，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他的回答是：

「好像可以看得到胸悶，跟它說說話，而不是逃開。這時候頭腦好像放空了，也比較心平氣和。整個身體的狀態是比較好的，就不那麼悶了。」

這份看見和承認，展現了接近慈悲的關注情感。原本想要除之後快的「胸悶」，漸漸轉變為一個可以對話、甚至帶來平靜的夥伴。考量會談時間，我也停在這裡。

五、回望：我所理解的具身外化對話

事後回看，這段對話讓我更清楚自己所理解的「具身外化」，並不是在敘事治療之外另加一套身體技術，而是讓身體成為敘事對話的一部分。

1. 創造空間，讓經驗容身

要從「受不了」抽象的情緒語言，走到「胸悶」具身的感官經驗的過程， 我需要先和他一起創造一個內部空間，這裡是安全的，並且你有權決定探索的節奏和方式。

澄心聚焦、正念與身體經驗取向的訓練，對我最重要的提醒並不是「多做幾個技術」，而是幫助我在會談中放慢，進入一個更貼近、更跟隨的狀態，反映著White強調的在故事裡貼近對話者的經驗（experience-near） ，同時也加入身體感受。

2. 把「想拿掉」視為因應，而不是抗拒

當他說「我想要拿掉」時，我沒有把這句話視為對治療的抗拒。那是他多年生活裡發展出來的方式：累了就走開，撐不住就睡一覺，先讓自己不要被情緒淹沒，它們曾經支持他走過許多難熬的時刻。

敘事治療提醒我，任何回應都可能有其脈絡與功能。與其急著修正，不如先好奇：這個回應曾經如何保護一個人？又在什麼時候開始限制他的自由？

3. 讓身體成為對話主體，而不是被處理的客體

這次對話中，胸悶不是被我分析、被我調節、被我處理的對象。它被邀請進入關係，成為一個可以被看見、被說話、也可能回應的主體。

這是我理解中具身外化很重要的一點：身體不是被治療師凝視、干預的客體，而是被邀請進入和個案一起對話的主體。身體可以移動、伸展、沉默，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4. 借用理論，但不讓理論獨佔經驗

身體工作、澄心聚焦、ACT、SE、敘事治療，都曾在不同時刻支持我的臨床判斷。但在這段對話裡，真正帶路的不是某一套理論，而是這位父親的身體、語言、呼吸與幽默。

後現代與後結構的眼光提醒我：任何流程都不是唯一答案。治療師可以借用觀點，但不能讓觀點獨佔對話者的經驗。那些不在既定軌道上的、自發浮現的、屬於對話者自由與偏好的表達，需要被邀請，也需要被見證。

六、前行：未來實踐的調整

每一回對話總難完整，留下許多可修正的可能性。行動後的沈澱，是提醒自己：每一位到來的生命，是豐富，值得被珍惜和細細地款待。

1. 外化命名可以更慢

這位父親已經給出了非常豐富的身體意象：「十公斤」、「鬱結」。但我當時比較快地從命名階段移向了對話階段。如果可能，我會在這些意象上停留更久：「這個鬱結是什麼顏色？什麼溫度？什麼形狀？它有沒有邊界，還是模糊的？」讓意象自己展開，不急著進入下一步。

2. 具身外化的對話再展開

具身外化的對話實作上，這次受限於會談時間並未充分展開。通常我會邀請對話者轉換視角，由「胸悶的主人」移動到「胸悶」，描述自己被關愛地看著的體驗，或是體驗後有何話語要對「主人」說的。

「如果胸悶可以回應你，它會說什麼？它希望你知道什麼？或在守護什麼？」

這樣可以幫助當事人與情緒建立更深的對話，可能發現這個胸悶其實帶著某種未被理解的訊息或渴望。

3. 邀請並停留在身體記憶中的例外

他的深呼吸是一個自發的資源，但我沒有進一步探問：「在你的生命中，還有什麼時候，身體曾經像這樣自己找到出路？」這個提問可以把「深呼吸」從一個當下的技巧，擴展為一條生命的敘事線，他的身體不只是記得痛苦，也記得力量。

這呼應 Zimmerman（2018）在《Neuro-Narrative Therapy》中提出的「獨特結果時刻」（unique outcome moments）。他強調，光是語言報告「我好像比較不焦慮了」並不足以產生轉化；真正的轉化需要身體在當下「重新經驗」那個不同的狀態。這位父親不只是「說」他比較好了，他的身體正在經驗一種從未有過的狀態：不是逃開，而是看見；不是對抗，而是對話；不是壓抑，而是共處。

4. 具身性的見證

在他說著「受不了」、「我想拿掉」到對著「胸悶」說話的時候，我看見他的身體隨著語言變動，也注意到自己跟著變化。目前我會用身體鏡映方式：口語描繪加上身體同步，傳送我的臨在和理解。但在那個「你怎麼那麼倒楣呀！」時刻被觸動著，我沒有把這個分享出來。如果重來，我可能會說：「在聽你對胸悶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我的心被輕輕敲了一下」 ，一種透明化的具身見證，如梅洛龐蒂所說的「交互身體性」（intercorporéité）：兩個身體之間的共振，不需要語言就已經在發生。分享這個共振，是讓見證不只停留在認知層面。

5. 連結更大的生命故事

胸悶不只是此刻的壓力反應。它連接著這位父親多年來的承擔，在孩子年幼時的暴怒、後來學會離開現場冷靜的轉變、一次又一次面對孩子困境時的「不能放棄」。如果可以，我會問：「如果這個胸悶一直跟著你，它見證了你多少年的努力？」

這個提問也可以再往社會文化的層面拉開：什麼樣的父職期待，讓他覺得自己「不能受不了」？什麼樣的性別論述，讓一位父親的胸悶變成不該被看見的東西？Wetherell 提醒我，情感不是純然個人的，它同時也被文化規範模式化。把胸悶放回這些更大的脈絡裡，它就不再只是一個需要被處理的症狀，而是一個生命故事與社會文化交織的見證者。

6. 結束時的身體錨定

那天的對話在「心平氣和」中自然結束，但我沒有做一個身體層面的「錨定」。如果重來，我會在最後邀請他：「如果要用身體記住今天的體會，你會選什麼方式？一口呼吸、一個姿勢、一個動作？」

這是一種「身體書籤」，讓新的經驗不只停留在語言記憶中，也存放在身體的記憶裡。下一次胸悶來的時候，他不只可以想起今天的對話，還可以透過那個呼吸或姿勢，重新進入那種「心平氣和」的身體狀態。

結語：身體讓我靠近，後結構提醒我永遠到不了

文章一開始，我提到自己作為實踐者的一個困惑：身體和故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走過這段與父親、與胸悶的對話之後， 我想回到一句一直陪伴我的話作為小結。

身體讓我靠近，後結構提醒我永遠到不了。

身體讓我靠近。梅洛龐蒂教我信任身體的知，先於語言就已經在「知道」，它以自己的方式記憶、回應、朝向可能性。當我邀請這位父親關注自己的胸悶，我們不是在做一件「額外的」事，而是在打開一扇一直被關著的門。在慣性的嘆氣，透過溫柔地關注浮現的自發性深呼吸，是他的身體告訴他的。「你怎麼那麼倒楣呀」，是他幽默天性和自己的胸悶之間，自然長出來的對話。

後結構提醒我永遠到不了。每一次他對胸悶的命名：「十公斤」、「鬱結」、「倒楣」，都同時是照亮和遮蔽。命名是必要的，但它永遠不完全。這位父親的胸悶不只是個人的壓力反應，它被父職的文化期待、男性情感表達的社會規範所形塑。而當我「邀請身體說話」時，也需要意識到這個邀請發生在什麼樣的權力關係中。

這兩條路徑之間的張力：信任與謙遜、靠近與永遠到不了，不是需要被解決的矛盾。它是具身敘事實踐者需要持有的姿態。

具身外化，也許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工作：信任身體帶我們靠近，同時記得我們永遠不能完全替他人的經驗下最後結論。

這篇文章記錄的，是我從這位父親的胸悶中學到的。

本文聚焦於現場實踐的反思；其相關理論基礎與認識論討論，將收錄於專論〈可見與不可見的襯裡〉（撰寫中）。

參考文獻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知覺現象學）

Wetherell, M. (2012). Affect and emotion: A new social science understanding. London: Sage.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Norton.

White, M. (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 Norton.

Zimmerman, J. (2018). Neuro-narrative therapy: New possibilities for emotion-filled conversations. New York: Norton.

書寫倫理說明

本文經當事人閱讀並同意後分享。文中涉及孩子、家庭與學校適應等細節，皆已做去識別化與必要變造；本文重點不在呈現個案家庭的完整樣貌，而在反思一段具身外化對話如何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