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cing on the Rim

——Sneaky Poo、Michael White，與問題外化的反諷起點

— 邊上

這篇文章原本想寫的是White在發展問題外化的軼事，尤其是三個反諷，透過追溯敘事治療發展的起源，看見White如何在壓迫中，在看似順應裡長出來的抵抗。但在細讀1984發表的Sneaky Poo 初版公開案例和探訪相關資料，敲醒慢慢沉浸在文本解構、琢磨對話問句的我，再次看見White這個人，以及那些被遺留在久遠之前，沒有椅子的地板上，活生生展演的，不只有故事，還有身體和情感，以及隱身背後的體制。

一、地板上的家庭地圖

一九八〇年代初，澳洲阿德雷德兒童醫院的一個房間裡，一家人跟一個社工趴在地板上，畫一張地圖。

不是隱喻意義上的地圖。是一張真的、要求「儘量按比例」畫的家屋平面圖，畫在一大張紙上，連院子都要畫進去。畫好之後，全家人要在圖上標出五個地點，那是「狡猾便便」最喜歡「幹下卑劣勾當」（does the “dastardly deed"）的五個案發現場。然後大家拿著尺，一條一條量出從每個案發現場衝到廁所的最短路線。障礙、繞道、危險地段都要討論，要有應變方案。White（1984） 在論文裡認真地寫著：最快的路線有可能是從窗戶走，在這種情況下，「應準備一把小梯子」。

量完路線，接著是跑步練習和計時賽。也不是隱喻。孩子真的要從每個案發現場起跑、衝向廁所，一處跑三遍，碼錶計時，成績做成圖表，每週影印一份寄到治療師的辦公室。White 會在自己辦公室先帶孩子試跑兩圈，孩子站上起跑線時他說：「我們來看看，你能不能跑得比便便快。」（"Let’s see if you can run faster than the poo."）第二趟之前他建議孩子先原地踏步熱機、然後「突然鬆開煞車、咻地飆出去」。孩子果然飆出去了，他在後面誇張地喊：「你剛剛比火箭還快。哇，這個狡猾便便這下要為自己的小命打一仗了。」

還有老虎。White 會講故事給孩子聽，說有些孩子發現自己身體裡住著一隻老虎。然後他建議：對付狡猾便便這種等級的對手，恐怕需要至少兩隻老虎——那第二隻要去哪裡抓？於是治療室裡開始認真籌劃一場「捕虎行動」（tiger capture）：去非洲的叢林，怎麼埋伏、怎麼捕捉、怎麼把老虎運回澳洲，細節都要講清楚。年紀大一點的孩子如果嫌老虎幼稚，可以改請超人或神力女超人幫忙。家裡的廁所，那個全家失敗與絕望的紀念地，則被孩子重新佈置，貼上老虎、叢林、超人和電話亭的圖片。

電話亭是有典故的。White 在論文的註腳裡一本正經地寫：「我一直相信，克拉克．肯特其實是忘記了自己是超人，直到他晃進一座電話亭，才重新發現自己的力量。」

這是一篇正式發表在期刊上的學術論文。一九八四年，《Family Systems Medicine》第二卷第二期。後來的人會說，這是敘事治療「問題外化」的起點，是教科書裡的經典。但在那個房間裡，還沒有這些名字。在那個房間裡只有一件事正在發生：被同一個問題壓得喘不過氣的不同家庭，趴在地板上，玩。

順帶一提，他們趴在地板上，有一部分原因是這個房間裡，沒有椅子。

椅子的事，是另一個故事。

二、副主任的招數

據 Epston（2008）回憶，一九七〇年代末，White 還是阿德雷德兒童醫院的一名臨床社工。他在《Family Process》發表了一篇關於厭食症工作的論文，據當時的編輯顧問 Chris Beels 後來告訴 Epston，那是文獻上第一篇顯示厭食症治療有正向成果的論文。

一個社工，做出了精神科醫師們做不出的成果，還發表了。醫院精神科副主任的回應是：下令禁止 White 繼續與診斷為厭食症的家庭工作。理由是這種任務應該交給更莊嚴的醫師與精神科醫師，而他只是個社工。

White 拒絕遵守。家庭也繼續找他。

副主任於是出了第二招：把 White 治療室裡所有的椅子搬走。

White 和家庭們就坐在地板上，繼續工作。

第三招來了，也是最後一招：下令從此 White 只能接一種個案，那些已經接受兩年精神分析治療、宣告失敗的遺糞症（encopresis）兒童。把人家做剩的、做壞的、最髒的活，全部倒給他。Epston 後來回憶這件事，用了一個忍不住的雙關：「truly dirty work」——真正的髒活。

多年後，White（2012） 在工作坊裡講起這段，已經能把它說成一段脫口秀。「由於某些政治發展，在我多年前工作的一家醫院裡，有十二個月的時間，轉介給我的全部是遺糞症。關於那些政治發展的性質，我就不必多說了。」 台下大笑。

然後他話鋒一轉，說其實自己「在這個領域有很好的履歷」，願意跟大家分享。他中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工程繪圖員，主要的設計案是污水泵浦，「我在這些污水泵浦上辛勤勞動了好一段時間」；泵浦出問題的時候，他還得親自下污水處理廠去查。後來他終於逃離污水業，進了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自以為高升了，結果上班第一天，分派給他的工作是清洗一排又一排的廁所。「令我沮喪的是，我又回到裡面去了。」再後來他轉行做兒童輔導，「我發現自己又一頭栽回屎裡了」。

「我本來真的不知道自己被這種工作吸引，」他說，「但當醫院裡那個政治發展發生之後……我決定我應該轉過身來，面對它，挺身對抗它，挺身對抗遺糞症。」

副主任的三道命令，本意是把一個不聽話的社工釘在體制的最底層。他大概沒有料到，被丟進「真正的髒活」裡的這個人，會在那裡長出一整套日後翻轉主流心理治療話語的工作，更沒有料到，連他搬走的椅子，都成了這套工作的一部分：地板，後來證明是個非常適合畫地圖和練習起跑的地方。

White在看似順服壓迫下，用每一份髒活踐行著抵抗。

三、Jason 與雪崩

一九八四年那篇論文的標題是：〈假性遺糞症：從雪崩到勝利，從惡性循環到良性循環〉。

雪崩，是 White 給這個問題找的隱喻。論文開頭就宣告：在這些家庭裡，所有成員都被視為「不由自主地捲入一場失控的事件雪崩」（"inadvertently participating in an uncontrolled avalanche of events"）。弄髒引來責備，責備堆高羞愧，羞愧催生更多弄髒，偏差被一圈一圈放大，像雪崩一樣，把全家人一起埋進去。沒有誰在推動雪崩，反而是每個人都被雪崩推著走；孩子和父母「都被症狀宰制、擊敗」，全家都是它的受害者。

這個隱喻內藏著刀鋒，它企圖挑戰的是治療這一行最深的習慣：事出必有因，找到成因，便能解決。White 在論文裡描述治療師做一件近乎惡作劇的事：在仔細地、煞費苦心地問完問題史之後，鄭重宣布：他確信，毫無疑問，這個問題是由「七個可辨識的偶然事件當中的至少一個」所引起的；而且只要再投入十到十五年研究這個問題的歷史，應該可以把範圍縮小到三、四個可能性。

玩笑的刀口朝向傳統的治療成規：所有的問題必有「成因」這個執念本身。執念一旦鬆動：沒有罪魁禍首，雪崩不需要兇手，而一旦沒有兇手，家裡那套相互究責的循環「媽媽怪自己、爸爸怪媽媽、大家怪孩子、孩子怪自己—」就斷了燃料。

White 煞有其事地問完問題史，和家庭一起檢視過所有嘗試解決卻失敗的方法之後，請家庭成員幫助他理解：「在這樣的處境下，你們是怎麼仍然撐得這麼好、讓事情沒有完全崩散的？」

問句一變，視線也轉向。治療不再是追查誰造成了雪崩，而是靜靜望向家庭，看見家庭成員一直在撐。當罪疚與責怪的惡性循環被中斷，從雪堆裡爬出來的力氣，正是從這裡開始生長。

這個隱喻是有對手的。當時的精神分析教科書對遺糞症的解釋，White 在論文裡毫不客氣地稱之為「一條疲憊的、性別歧視的、線性的公式」（"a tired, sexist, and linear formula"）：問題被回溯到母親身上，「過度控制的、侵入的、矛盾的母親，被認為是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母親被歸罪，父親被晾在一邊，而孩子，孩子被讀成一個蓄意的破壞者。

論文裡有一個家庭，姓 Smith，兒子叫 Jason。

Smith 先生和太太相信，Jason 是故意的。證據看起來很完整：他在學校從來不弄髒，每次都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才弄髒，「這不是存心要整我們是什麼」？

White 在論文裡記下了他的回應：

為了挑戰這個想法，我提出：Jason 的弄髒發生在他接近家這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其實是說得通的。有證據顯示，Jason 在學校整整一天都在用力對抗弄髒，直到回到家附近，才終於鬆開防備、放鬆下來。在他還不能完全掌管弄髒的情況下，期待他在力氣用盡之後還能繼續守住防線，並不合理。（1984, p. 153）

同一個事實，兩種讀法。父母讀到的是「他在學校撐得住，所以他是故意的」；White 讀到的是「他在學校撐了一整天，所以他一直在奮戰」。看起來最像惡意的那個時刻，被翻過來，變成孩子打了一整天的仗的證據。

每次看似惡化，背後有抵抗，抵抗的裡面有渴望。

這句話是這個小故事的鑰匙。Jason 不是在攻擊父母，他在奮戰，而奮戰裡藏著一個沒有被任何人聽見的渴望：他想守住，他想要好。White 在一九八四年還沒有「缺席但隱現」（absent but implicit）這樣的語言，但他已經用一個臨床上的轉身，把這件事做出來了。

四、對抗賽

那麼 White 怎麼工作？一九八四年論文的中段，有幾個如今讀來仍然生猛的小標題：「孩子與症狀對決」（Child Pitted Against Symptoms）、「孩子徵召父母支援」（Child Enlists Parents’ Assistance）、「額外支援」（Extra Assistance）。

整個工作被設計成一場對抗賽。第一步是結盟：「治療師必須與孩子會合於被『狡猾便便』壓迫的經驗之中」。這句話裡藏著整篇論文的立場：先站到孩子那一邊，然後才有資格邀請他一起出戰。狡猾便便的「奸詐性格」（treacherous character）被一條一條列出來：它偷襲，它趁人不備，它「不顧你的意願就蹦出來」。

然後是那組後來變得很有名的問句的雛形：「是你比較能管住狡猾便便，還是它比較能管住你？」「它得逞的次數多，還是你得逞的次數多？」「你想挺身對抗狡猾便便、讓它聽你的，還是乾脆徹底投降、讓它統治你和你爸媽？」孩子被一個戲劇化又好笑的問題追著，不得不面對選擇的責任。

決定出戰的孩子會被鄭重警告：這是一份「大工作」。「在這場戰役裡，狡猾便便也會有它的勝利」；「它會反撲，你需要勇氣和決心」。孩子們紛紛拍胸脯，White 就順勢追問：你打算帶多少實力來？說說看你最近完成過哪些需要毅力的壯舉，是爬樹？還是長距離騎腳踏車？

接著就是第一節寫過的那些：地圖、計時賽、捕虎行動、超人裝。媽媽通常是那個被雪崩埋得最深、累得最透的人，被正式「解除前線職務」，不必再監督任何訓練；她的新任務是幫孩子拍一本「跑步練習相簿」，從照片裡選出最有速度感的幾張。爸爸負責按碼錶。發生意外事故時，孩子清理完畢，要從事故現場到廁所加跑三趟計時，然後鑽進電話亭（或去院子裡尋找那隻逃走的老虎），對狡猾便便喊話：「下次我們一定逮到你，你這個無賴。」

讀一九八四年的 White，最驚人的是設計密度：時間試跑、俱樂部、地圖、相簿、服裝、喊話台詞，每一個環節都是設計過的。這分明還是傳統家族治療「主動、設計、介入」的技藝。但所有設計都罩在另一種東西底下：每一步都是商量出來的，每一步都好玩，每一步都把孩子當成出征的主角。設計加上協商、尊重、創意、有趣，就不再是策略派的操控，而是邀請。這是 White 的底色，他先是一個會跟孩子玩的人，理論是玩開以後才慢慢結晶出來的東西。

在那些設計環節裡，悄悄完成了一次位置的調動。畫地圖的時候，孩子不是「弄髒的人」，他是偵察員、路線設計師、戰地小隊長。家庭也不再是失敗家庭，是作戰總部，成員是相互支援的戰友。計時表和相簿是治療性文件的雛形：成績做成圖表、每週寄回治療師辦公室存檔，勝利被書面化、被保存。White 還會徵求孩子和父母的同意，把最神氣的照片拿給其他因同樣問題被轉介來的孩子看，讓一個家庭的勝利成為下一個家庭的援軍。媽媽的相機是見證的位置：她不再只看見髒污，而是透過觀景窗看見孩子的速度、力量與勝利的姿態。下次會談，White 會把相簿一頁一頁翻過，鄭重指認其中「火箭等級」的紀錄。孩子的身體也被調動了：原本那個失控的、丟人的身體，現在是能跑、能衝、能測量、能破紀錄的身體。而治療師自己站的位置，是召集戰隊、設計任務、見證力量的人，不再是那個負責解釋母親錯在哪裡的專家。

在玩裡面，想像也能成真。一個被症狀羞辱了好幾年的孩子，能夠進入「去非洲抓第二隻老虎」的情節，把埋伏、捕捉、運輸的細節一一講出來這件事本身，就是某種一直被忽略的資源在現身，老虎是一種被故事化、具身化的勇氣。幻想看起來是「假的」，卻是進入現實的通道，當孩子能把假的講得這麼具體，這個想像活動本身已在展現能力，一旦這些情節被說出來、成為故事，故事就回過頭來活進生活裡。

最妙的是失敗的處理。馬桶上的練習沒有成果時，父母被明確指示不要焦慮，只需要對孩子說：「你可能需要一隻更強的老虎。」或者：「你可能需要兩座電話亭。」（"You might need a stronger tiger," or “You might need two telephone booths."）

失敗在這裡被徹底轉譯了：不是「你不行」，而是「你還需要更多召喚力量的設備」。孩子沒有被失敗吞掉，父母也不必因為一次沒成功就重新跌回焦慮與責怪。失敗變成回饋線索，是前線傳回來的第一手情報，收集起來為下一輪作戰做準備。症狀惡化不再是治療無效的證據，而是抵抗故事的一部分；原本會把全家拖回雪崩的那個時刻，反而成了惡性循環得以扭轉成良性循環的起點。

把勝利的詮釋權交出去，織入新故事。論文裡有一節就叫「治療師對勝利的回應」（Therapist Response to Victory）。White 描述的姿態是：孩子成功的突然與幅度令人感到驚訝，治療師可以「邀請孩子幫助他更充分地理解：這個成功是怎麼達成的」。然後問問全家：便便不再「統治」你們了，是什麼感覺？孩子在這裡成了自己勝利故事的在地知識提供者，家人共享這份勝利的喜悅。治療師自始至終影響力十足，卻不站在中心；他站在勝利故事的聽眾席上，舉手提問。

雪崩開始反向滾動。論文結尾 White 淡淡地說：多年來，這個方案「很少失敗」。他還補了一句，除了畫出一張治療地圖，「我也試著傳達這份工作是以什麼樣的精神進行的」（"the spirit in which this work is undertaken"）。

當後人拿著地圖時，不只在按圖索驥，重要的是這份精神能否被捕捉、被延續。

五、Pseudo——公開的反諷

現在可以來看標題裡那個奇怪的字了：Pseudo——「假性」遺糞症。這是我細讀 White 這篇文章時最被吸引的地方：他把體制的壓迫，以一種輕巧、反諷，甚至近乎戲謔的方式，擺上了學術檯面。

第一層：診斷分類的反諷——現實找不到教科書說的病因。

White 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這些孩子當然有弄髒的困擾；但如果「真正的遺糞症」必須符合教科書所說的病因「由矛盾、侵入的母親造成」，那麼他在自己的樣本中，一個「真正的」都找不到。換句話說，他看見的是一群整天在褲子裡拉屎的孩子，但他們的困擾並不是教科書所說的那一種；於是，他把它稱為「假性遺糞症」。

這是第一層諷刺：教科書說的病，在現實裡一個都找不到。那有問題的是孩子，還是教科書？

第二層：療效速度的反諷——若真的如此快，反而挑戰了主流治療的權威。

Grimwade（2009）多年後在論文裡點破：White 把自己的介入焦點稱為假性遺糞症，是因為主流兒童精神醫學早已把克服遺糞症描述為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然而 White 的工作卻讓恢復在一次或極少數幾次會談內就發生。

快，本身就是冒犯。Epston （2008）記得 White 告訴過他的成績：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率，平均四次會談。如果這叫「真」遺糞症，這種成果會被當成瘋子的胡言亂語；那麼叫它 pseudo，反而安全。

第三層：命名政治的反諷——把羞辱性的轉介變成對精神醫學論述的公開回擊。

Epston 後來寫道，副主任萬萬沒有想到，他對 Michael 下的戰書，就如同 Foucault 在公立精神病院裡所目睹的一切對 Foucault 下的戰書。Michael 將被迫對常規精神醫學的診療來個底朝天的翻轉，並在這個過程中發明外化對話，進而催生後來稱為敘事治療的實踐傳統。

這些反諷疊在同一個字上：pseudo。當這個字印在期刊標題裡、公開發行，副主任丟過來的羞辱性指派，便被 White 原樣接住，轉身寫成一篇正式期刊論文。他借用了診斷命名與學術發表的形式，卻把它們反過來用，讓主流精神醫學的病理化邏輯在自己的檯面上露出破綻。

這不是從「髒活」逃回主流，而是把髒活帶進主流，逼主流看見自己製造出的污漬。如果這是魔法，那也是一種反魔法：用體制的語言，解除體制的咒語。

六、語言長出來——以及被留下的身體

「外化」兩個字在一九八四年，還沒被命名。

那篇〈假性遺糞症〉通篇使用的理論語言，仍是控制論的：惡性循環、良性循環、偏差放大回饋。那時候，White 還不是在說「我正在外化問題」；他是在地板上和孩子、父母一起畫地圖、量路線、召喚老虎、練習跑得比便便快。先有身體的行動，後來才有理論的命名。

到一九八八／八九年，White 以〈問題的外化與生活及關係的重寫〉正式回應外界對這些實踐的關注。也就是在這份文本裡，後來被廣泛引用的 Nick、Sue 和 Ron 一家出場了。這一次，地圖不再只是家屋平面圖，而成為問句的地圖。White 示範了他所稱的「相對影響問句」：第一組問句描繪問題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與關係；第二組問句則反過來追問，人們如何曾經影響問題、抵抗問題、限制問題的勢力。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狡猾便便不再只是地板上的敵手，也成為可以在對話中被描述、被定位、被削弱的角色。問題對家庭的影響被指認出來；家庭對問題的影響也在生活的細微裡被尋獲。Nick 曾經拒絕被便便誘騙，Sue 曾經在痛苦裡轉身打開音響，Ron 曾經閃過一個念頭：也許可以把那個「可怕的秘密」告訴同事。這些微小裂縫，被 White 稱為獨特結果。它們不是大勝利，卻足以讓另一個故事開始透光。

換句話說：先有地板上的賽跑，後有「外化」這個詞；先有孩子、父母與治療師共同對抗狡猾便便的行動，後有可以被傳授、引用與發展的理論語言。身體先於命名，而命名回過頭來，讓這些活生生的臨床發明成為可被辨認、可被學習，也可被繼續改寫的實踐地圖。

但命名也有代價。

把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八年的文本並排來看，可以看見一個東西正在成形，另一個東西正在變形。成形的是語言：外化、相對影響、獨特結果、重寫，一張可以教、可以學、可以帶著走的對話地圖。變形的是展演：一九八四年的治療，是創造可以行動的故事場景——老虎、電話亭、路線圖、跑步、相簿。新故事不是先被說出來，而是用腳跑出來、用身體演出來。

到了一九八八年，展演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介質。White 透過問句，邀請一家人就獨特結果「展演意義」，讓新故事在生活與關係中被重新述說。Ron 在茶水間向同事開口的那一刻，就是新的展演現場；那位一小時後走回來、也說出自己兒子有同樣困擾的同事，成了新故事的第一位觀眾。

問句讓這份工作可以被傳遞，卻也可能把治療互動中身體與情感的那一半抽掉一些。澳洲家族治療學者 Jo Grimwade 曾尖銳地說，有兩個 Michael White：一個在治療室裡有感染力、迷人、魅力非凡、頭腦敏捷得出奇；另一個，作為寫作者的 White，相比之下顯得「毫無血色」。他的意思不是貶低 White 的書寫，而是提醒我們：White 在治療室裡的生命力，在文本裡常常被編輯掉了。理論被留下來，人卻被拿掉了。那個沒有被寫下來的部分，Grimwade 稱為「一個缺席的敘事」。

這個缺席值得被重新聽見。因為敘事治療若只剩問句地圖，而遺失了身體、情感、幽默、玩、速度、姿態與治療師和家庭共同站在地板上的那種連結，它就可能變成一套清晰的、有結構方法。可是 Sneaky Poo 的起點並不乾淨。它有屎，有羞辱，有被搬走的椅子，有一個社工被丟進「真正的髒活」，也有孩子在地板上重新發現自己能跑、能抵抗、能召喚老虎。

也許這正是回到 Sneaky Poo 的理由：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把那個有身體、有情感、有反叛，也有幽默的實踐靈魂，再次喚回來。

七、收尾：不同版本，故事繼續寫

White（2012） 在工作坊裡講到「問題外化」時，總要自嘲一下。

「於是，問題的外化就是：人不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這想法是不是很深奧？」台下笑。

「我花了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才得到這個想法！你們不知道我投入了多少研究、多少時間、多少分析工作，才走到這一步。問題才是問題。」

幽默笑話的底下是常年的堅持。這句如今被印在無數簡報上的口號，不是哪天在書桌前想出來的金句，而是一個被丟進「真正的髒活」裡的社工，在沒有椅子的房間裡，陪孩子和父母趴在地板上、畫地圖、量路線、召喚老虎、練習奔跑之後，慢慢留下的足跡。足跡走久了，才成為道路；道路被回頭描繪，才成為地圖。

所以，還是要回到地板上。

White 做的事，從來不是「治療師治好了個案」。他是跟這些孩子、這些父母站在同一邊，對抗同一個更大的東西。外化問題，並不是把問題推出去而已；它同時重新安排了身體的位置、關係的位置、羞恥的位置與抵抗的位置。孩子不再只是弄髒的人，母親不再只是失敗的人，社工不再只是被體制貶低的人。他們在地板上，被重新編隊成一群可以共同抵抗的人。

電話亭還在那裡。一個忘記自己是超人的人，晃進去，重新發現自己的力量。一九八四年的那個房間裡，每個人都晃進了某種電話亭：Jason 在計時賽的終點線，Sue 在音響的旋鈕上，Ron 在茶水間開口的那一刻，White 在沒有椅子的地板上。

也許，這正是 Sneaky Poo 留給後來敘事實踐的未完之事：當外化逐漸成為問句、地圖與理論語言，我們仍要記得，它一開始也是一種身體的站隊，一種情感的同盟，一種在壓迫底下用玩、幽默與奔跑打開的逃逸線。

故事還會繼續寫。

他們都跑得比便便快。

延伸閱讀

White, M. (1984). Pseudo-encopresis: From avalanche to victory, from vicious to virtuous cycles. Family Systems Medicine, 2(2), 150–160.

White, M. (1988/89). The externalizing of the problem and the re-authoring of lives and relationships. Dulwich Centre Newsletter, Summer 1988/89.（後收入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W. W. Norton. 中譯本《故事、知識、權力》）。

White, M. (2012). The art of externalising problems – the history of Sneaky Poo [工作坊逐字稿].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Epston, D. (2008). Saying hullo again: Remembering Michael White.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 27(3), 1–15.

Grimwade, J. (2009). In praise of Sneaky Poo: A case, four Whites, and a missing narrativ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0(2), 109–121. https://doi.org/10.1375/anft.30.2.109

Tomm, K. (1989). Externalizing the problem and internalizing personal agency.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ystemic Therapies, 8(1), 54–59.